辰溪县位于湖南省西部，怀化地区北部，沅水中游。地处东经109°54′～110°32′，北纬27°53′～28°13′之间。东界溆浦县，西接麻阳、泸溪县，南连怀化市，北抵沅陵县。土地总面积为1990．3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0．944％。

辰溪，古名辰阳，最早见于屈原《楚辞•涉江》的“夕宿辰阳”。从已出土的文物证明，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于斯栖息繁衍。战国属楚黔中地。秦属黔中郡地。西汉高祖二年(前205)，始置辰陵县。五年，易名为辰阳县，隶武陵郡。王莽始建国元年(9)改名会真县，属建平郡。东汉复辰阳县名。梁天监十年(511)更名建昌县，隶南阳郡。陈太建七年 (575)，复名辰阳县。隋开皇九年(589)更名辰溪县，沿袭至今。现隶属怀化地区。

1987年，全县辖6个区，7个镇，25个乡(含1个瑶族乡)，431个行政村，24个居委会。有10．26万户，44．54万人，其中，汉族占95．08％，瑶族占4．66％，余为畜、侗、壮、回、土家等族。 ‘

辰溪县属云贵高原余脉，以山地和丘陵为主，间以平地。境内有雪峰、武陵两大山脉，绵延于沅水两岸。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平均海拔750米，最高罗子山主峰，海拔1378．7米，最低为沅水出县境水雨lOO．1米。溪河纵横，呈藤枝状分布，河网密度为0．5KM／KM2，水能资源丰富。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辰溪地广物丰，有耕地面积32．66万亩，以产稻谷为主，麦类次之。有山地面积251．5万亩，是全省百万亩用材林和30万亩油茶林基地之一；有野生植物2400多个品种，是著名的“辰杉一产地，珍贵树种有水杉、银杏、香果树、金钱树、杜仲等17种，近年还发现罕见的大红花山茶树；野生动物640余种，属国家保护的有黄腹雉、长尾角雉、红腹锦鸡、猴面鹰、麝等18种。矿藏资源有煤、磷、石灰石、金、铁、铜等32种。煤的资源较为丰富，质量较好，发热量在6800卡／千克左右。素称“湘西煤城”。湘黔铁路、常怀公路贯穿境内，沅水、辰水在境内汇合，交通称便。

辰溪历史悠久，经济开发较早，但发展速度缓慢。从潭湾、柿溪口、张家溜、泡潭等地古遗址出土的石钻、石斧、石锄，石凿、陶豆、陶盆、陶罐等证实，商至西周，沅水、辰水两岸的先民，即已依赖简易工具，从事原始的农业、捕鱼、狞猎等生产活动。战国时期，桥头牛屎坳已开采铜矿，采掘场、冶炼窑址犹存，说明当时生产力有相当的发展。自西汉建置至清末，辰溪一直由封建王朝命官执掌政权，他们依靠地主、绅士，使用各种暴力工具，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和经济剥削，人民生活极端穷困，阶级关系尖锐对立。“官逼民反”代代不绝。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十二月，沅、辰土著首领相单程，不堪汉王朝的掠夺，联合“五溪”(即渠、巫、漭、辰、酉水)土著民族，举旗反抗，“大寇郡县”，声势浩大，震慑朝廷。光武帝派威武将军刘尚，率兵万余，溯沅水，进至辰阳，筑城屯兵(后称刘尚城，遗址犹存)，为义军所围，因粮尽乃退。义军据险截击，刘尚全军覆灭。后改遣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四万余前来镇压，未抵辰溪，马援病死于沅陵壶头山。尔后，监军宋均(前辰阳长)命沅陵长吕种，矫制与义军议和。宋均派兵尾随其后，乘机杀害相单程，致使持续三年之久的反抗斗争归于失败。此后，东汉王朝增武陵赋税，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变本加厉。

三国时，辰阳等地先属蜀，刘禅派兵进武陵，招抚溪峒，经济有所恢复。后归吴控制，孙吴政权曾对“五溪”地区多次用兵，镇压人民的反吴斗争，辰阳百姓惨遭屠戮。

西晋至南朝陈末(265~589)的324年间，境内战争较少。晋王朝推行“偏远夷地，不输贡赋，徭役全免”的政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永嘉之乱”后，中原汉人大量南流，他们来到沅水中上游地区定居，建立庄园，开垦荒地，修复旧堰，改进农业生产工具，铁制犁、耙、锄、镰及石磨、碓、碾等普遍使用，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口亦有增加。南北朝时，地方官吏腐败，争相搜刮民财，赋税普遍加重，地租由每亩稻谷四升增至八升，每户交纳绢二匹，棉二斤。农民负担的兵徭比汉魏时更重。隋末，大量征发民役、兵役，强迫农民预交几年的租税，加上连年天灾，农业生产受到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

唐初，朝廷为恢复隋末陷于凋敝的经济，实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政策。辰溪属少数民族地区，规定庸调全免，只输贡赋。历任县令重视开渠修堰，改善水利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唐贞观年间(627～649)，境内的苗族、瑶族开始与汉人通婚，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唐代中期，手工业生产发展较快，陶器成为辰溪主要特产之一，做工颇为精致，销往四邻。矿产有光明砂、丹砂等。商业日趋繁荣，县城已成为商业中心。潭湾等地墟场亦初具规模。文化教育也较发达。贞观中，升孔子为先圣，立孔庙，大兴县学，每年招收生员巧人，设经学博士及助教等。

宋代，土地兼并加剧，农民所受的剥削愈加沉重，每到收获季节，“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已有”。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抗租抗税斗争接连不断。崇宁二年(1103)，境内瑶民揭竿而起，攻占溆浦县城，斩杀其县令，朝廷震惊。当朝宰相蔡京悬赏募杀，并命荆南守马城率兵前来镇压。马城畏战，被罢官。由舒直接替荆南守，调兵将瑶民起义镇压下去。整个宋代，辰溪农业发展缓慢，工业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教育却有所发展。糖酒作坊兴起，所产“钩藤酒”为当时之名酒。元佑间(1086~1093)，兴建江东寺，淳熙七年(1180)，建广恩寺，其建筑之雄伟，雕刻之精湛，为后人所称赞。宝佑二年(1254)，修葺县学，广增学额，私人办学渐兴。

元代，封建王朝为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统治，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加剧，县设达鲁花赤，由蒙古人充任。县以下50户为一社，20户为一甲，甲头均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这些官吏到处霸占田土，欺压人民。法律规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杀一汉人，其赔偿价值仅与一驴相等。因此，整个元朝统治时期，县内的阶级矛盾尖锐。从至元二十年(1283)到至正六年(1346)辰州爆发了四次规模较大的反元斗争，辰溪人民积极参战，屡败元军，并斩杀元军指挥沙班和酷吏崔忠、马孙儿等。元朝时期，县内设铜冶所，采铜业兴蛊。至元二十九年(1292)，京都(今北京)至昆明的驿道开通，境内设驿铺。旨在“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后又开通岳州(今岳阳)至贵州镇远水驿，于灵官码头设水站赤。境内交通事业因之发展，造船业兴起。但整个封建经济发展不大，尤其是中期以后，战事频繁，生产受到破坏，而元政府又加重搜刮和掠夺，课税一般较世祖重十至二十倍，人民不堪负重，经济凋敝。

明代，辰溪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所发展。县以下基层组织比较健全，县城内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永乐元年(1403)，县设为8里，江西人移辰定居颇多，人口激增。农业生产在朝廷“奖励开荒，大兴水利”的政策影响下，耕地面积扩大。弘治十年(1497)，辰州府通判虞球，见辰溪山多田少，每岁苦旱，亲诣田间相度水道，令民开凿陂塘百余处。水利之兴，又促进垦辟和粮食生产。同时，县令一度提倡植桐、植桑，家庭手工业发展迅速。绢与绢制品，家机棉布产量日增，墟场遍布城乡。县东南的黄溪口，县南的山塘驿成为主要的商业集镇。全县开办金场、铁场十余处，从事开矿冶炼者达千人。有些封建地主投资雇工开采，产品经水路运销常德、汉口等地。中期以后，地主兼并土地愈烈，农民和匠户负担差役繁重，山区尤甚。文化教育由于朝延重科举考试，对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其廪膳。县置儒学，设教谕。宣德年间(1426~1435)，御史薛碹监湖广银场时来县讲学，文风大兴。嘉靖三十四年(1555)，知县秦淮为振民风，大毁淫祠，捐俸50余金，改建学校。万历十年(1582)，增设杜学，乡村富家子弟从学者甚多。李景诚等，3人先后中举，余子翼、余鸱翔、米助国、刘汉向4人中进士。知县曹行健主修《辰溪县志》8卷，并著有《留珠集》；出任福建省监察御史的米助国著有《顺斋遗集》和《壶云秋草诗集》4卷。

清初，辰州为清军军事占领和明末将领反清复明斗争及农民起义军抗清斗争的战略要地，县境兵事不绝。顺治二年(1645)，李自成余部牛万才等转战于沅陵、溆浦、辰溪、黔阳等地，县内农民纷起响应。顺治九年(1652)，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将孙可望部攻取辰州，赶走清兵，有许多农民加入反清队伍。直到顺治十五年(1658)，太保经略洪承畴复克辰州，兵事稍息。清政府为巩固其统治，采取“奖励垦荒”、“休养生息；的让步政策。前期，农业经济有所发展，耕地扩大。顺治至康熙年间(1644~1722)，政府曾多次诏令蠲免民欠各项银米、药材、帛绢、布匹等项钱粮，将辰溪原施行的“一田两赋”改为单赋，人民负担有所减轻，人口亦有所增加，嘉庆二十一年达到19．9050万人。同时，对县以下实行保甲制，强化控制。“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其往，入则稽所来，……其客店令各立一薄，书寓客姓名、行李，以便稽查”。甲长、保长由“有身家之人”报官充点。官府通过保甲组织与土豪劣绅紧密勾结，催逼赋税，监视人民行动，镇压人民反抗，维持地方封建秩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存在一遇特殊因素便发生激烈反抗。康熙五十九年(1720)，龙泉岩村农民谢禄正、陈彬臣、张如茂等弩动武装起义，势及辰州、常德二府。雍正四年(1726)，起义被镇压下去。乾隆年间(J『刀6～1795)，湘黔边境暴发苗民起义，辰溪为清军征集、调运粮草及遣兵之要地，民役、课税繁重，百姓深受其苦。鸦片战争以后，境内工业生产得到一定发展。农村少数封建地主开始进城雇工开糟坊、染坊、榨油坊等；农村家庭手工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速度加快，农民以棉织布，以布易棉；采矿业尤为发达，大坪、修溪、征溪、沙溪、晓滩等地的铁矿，寺前、小龙门等地的煤矿，从业者岁不下千人。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有所提高，蚕丝的产量居全省第二位；黄绢、双丝绢、吊绸等绢制品和桐油、铁板、石灰等多运销常德、汉口等地。商业渐趋繁荣，江西和本省岳阳、衡阳、宝庆(今邵阳)等地商人来辰经商者日增。清政府为填补空虚的国库，加紧对地方人民搜刮，卖官鬻爵，抽收厘金，除正税外，无休止地增加附加，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致使人民穷困潦倒。城镇居民靠掏煤渣度日，农民则入山挖葛以充饥。据《米氏族谱》记载：咸丰初，时逢辛酉大旱，饿死者达三万余人。官府不加理会反而四处敲诈勒索，地主逼租，官兵催夫，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入湘，县内天地会闻风而起，首领袁高连、简老九举义旗反清。咸丰十一年(1861)冬，小龙门铁匠雷水牯联络杨成家、覃元洪、贺连友、黄兴胡子、郑世贵等发动农民、铁匠、煤工二百余人举事，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参加者达两千人以上，他们打开县衙及豪富粮仓，救济贫困。义军控制下的长田湾等地，清王朝及地方政令不行。翌年八月初九，遭清兵数千人围攻，雷水枯、贺连友英勇牺牲，起义失败。同治六年(1867)，辰溪会党领导农民开展反饥饿斗争。这些起义斗争尽管被镇压下去，但对打击封建势力，动摇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均起了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专制，建立中华民国，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并未改变。从民国元年至民国38年(1912～1949)，先是北洋军阀封建专制的独裁统治，后是国民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辰溪人民仍然处于被统治、被奴役的苦海深渊。民国5年，蔡锷组织的护国军进入湘黔边境时，袁世凯调兵入湘堵截，驻辰第六师马继增部(县人称“北兵”)纵容士兵闯入民舍搜索财物，奸淫村妇，百姓不堪其扰。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曾制定过一些经济法令、法规，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清政府对发展工商业的若干障碍，辰溪矿业有所发展。一些官商和豪绅投资开采煤矿，年产达20万吨。潭湾的南庄坪、桐湾溪兴办榨油坊20余家。采矿、榨油业的发展，带动了航运、造船、商业的发展。辰溪港货物年吞吐量达2～4万吨。县城新开办一批粮行、油行、木材行、绸布店、南杂店、广贷店、瓷器店和糟坊。为商业风务的牙行、货栈、客栈相继开业。专业码头工人业已出现。由于“洋纱”、“洋布”、“洋油”等充斥市场，致使传统的家庭纺织业日渐衰落，种棉面积减少，桐油销售萎缩，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地租日重，高利贷猖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正如县参议会一提案所载：“我邑今日民食之不足，……以鸠形鹄面，众沟壑死亡之惨，言之不忍言，见之不忍见，闻之不忍闻……”。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对立日益尖锐，抗租斗争时有发生。

民国8年(1919)“五‘四”运动爆发，辰溪人民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民国15年8月，共青团常德第二师范特别支部书记张德锐(辰溪人)以国民党党务特派员身份回县开展革命活动，发展部分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或共青团。翌年6月，成立国民党辰溪县党部，向广大工农群众宣传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积极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组织，成立乡、区农会如余个，会员600D余人，县城相继建立矿业工会：箩业工会、划业工会、泥木工会、店员工会、邮务协会、挑担会等革命群众团体，会员1000余人。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等口号，在城乡开展反贪官污吏、反土豪劣绅等革命斗争。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组织有万余工农群众参加的斗争吞食田赋、广置田产、强占民女、欺压百姓的县长陈开钧的大会；焚烧张东升洋行的“洋货”；清算县商会会长张巽甫；赶走天主堂美国神甫，并动员妇女剪发、放足，反对妇女为妾、为婢、为娼。这次人民革命运动，极大地打击了辰溪的封建统治势力。湖南省的国民党右派于5月20日发动“马日事变”后，密令驻辰溪的省保安旅一团团长陈渥枪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陈于5月24日，以邀请国民党县党部成员参加“同乐会”为名，诱捕和杀害了杨长宽、刘支浩、姚本炽等进步人士，致使刚刚燃烧起的人民革命烈火被扑灭。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和县政府对人民实行严密控制，以“防匪”、“防共”为名，设立“铲共义勇队”，疯狂镇压人民反抗，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基层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联坐”法：一家有事，牵连全甲，受累全保。在组织上，依靠和吸收反动官僚、地主恶霸、匪首参加政权，兵匪勾结，横行乡里，盘剥人民，无恶不作，辰溪人民被推向灾难的深渊。

民国24年(1935)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二军团。长征经辰，开展打土豪，救济贫困人民，深受辰溪各族人民的拥护。红军经辰期间，许多群众主动为红军担水，送柴，做饭，替红军带路，抬担架，护理伤员，并有一批青壮年农民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

民国27年(1938)，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展开。是年7月，辰溪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龙头庵支部成立。8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工委派何良(又名何寿良)来辰，何以辰溪县政府第三科科员的合法身份开展工作。12月成立中共辰溪县委，何良任书记，辖7个支部，党员卯余人。这些党员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城乡演街头剧，组织歌咏会、演讲会，办墙报，开办农民夜校，举办读书会；建立新知书店，发行革命书籍，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在县委的领导下，组建“抗日自卫团”，团长由县长朱毓麟兼，副团长由晋西北党组织派回辰溪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陈策担任。并成立以何良、陈策、涂西畴三人为核心的军事领导小组。抗日自卫团曾三次进剿县内危害百姓的土匪。自武汉沦陷以后，国民党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千方百计打击抗日力量。民国劣年4月，驻辰宪兵十一团团长李楚藩，以“私买军火”罪，判陈策5年徒刑(后被营救出狱)。6月，又以“谎报军情”罪，将抗日自卫团参谋长曾凡义刺杀于山塘驿黄泥井，遂宣布解散自卫团。民国29年7月，县党部书记长杨兴高，密令各地捉拿共产党员及“嫌疑分子”，桃源女中、湖南大学等单位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县委书记傅景三(又名傅影、傅三)被捕，党的活动被迫停止。

抗日战争时期，前方的机关、工厂、学校及江苏、安徽、湖北等省的许多难民相继迁辰，全县人口由民国刀年(1935)的14．7万人增至19万余人。人口增多，生活需求量大，由于战争，洋货输入减少，沦陷区商品输入大部断绝，社会的经济需求不得不依赖本地自给，这就使辰溪的民族工商业得以发展。据民国30年(1941)统计，县内拥有纺织、机械、刀具、卷烟、打米、水泥、发电、煤炭、化工、玻璃、制革等企业170余家，工业从业总人数7820人，其中机械厂39家，卷烟厂(店)10余家，煤矿40家。堪称沅水中游工业之重心。据《大公报》载：“自‘抗日以来，前方工厂相继迁辰……，目前工厂林业，纵横10余里，每值华灯初上……，恍如武汉三镇夜景”。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厂家达94个，从业人数达757人。商业尤为兴旺，金银首饰业、烟酒业、绸布业、油业、缝纫业、百贷业、饮食业等2刀家，从业人数达3刀9人。工商业的发展，促使金融事业有所发展，民国21年辰溪仅有地方银行2家，至民国刀年，官办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银行均在辰溪设有分理处，还拥有十余家钱庄。

民国34年(1945)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部分机关、工厂、学校、商店及难民陆续迁回原籍，经济顿趋萧条，煤炭生产下降尤剧，40家煤矿因需量锐减，大部停产，千余名矿工失业，个体手工业更是朝不保夕。加之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通货膨胀，物价一日三涨。民国38年3月5日，匪首张玉琳等抢劫驻南庄坪第十一兵工厂的枪支弹药，众匪疯狂无比，四处奸淫掳抢，杀人放火，一片白色恐怖。工厂倒闭，商店关门，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是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1597万元，其中，农业为1365万元，工业232万元。粮食产量4215万公斤，亩产108．9公斤。

民国时期，辰溪教育较清代有所发展。民国元年(1912)，协和乡桐玉里创办耕余两等小学校，清和乡狮头坡创办蔚文初级小学。民国2年，创立辰萃女子学校和县立高级小学，标志着明清以来儒学之结束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在辰溪的开始。

民国22年，创建辰溪县立乡村师范学校。此后，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各学校分别设童子军训练、军训及党义等课，渗透“反共防共”和封建专制等反动内容。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南大学等学校迁辰，人才西流。有识之士兴办教育，教育行政当局倡导“发展国民学校”。据民国30年统计，全县有中学5所，中心国民学校15所，保国民学校妨所，教员422人，学生8389人。民众教育馆也举办民民众识字班。抗战胜利后，辰溪经济衰退，又受土匪骚扰，物价飞涨，民生凋敝，教育处抱残守缺阶段。民国38年全县中学在校学生仅560人，小学在校学生8408人，入学率仅达26％，文盲占人口的80％以上。

民国38年(1949)夏，人民解放战争发展迅速，共产党员陈策秘密联络地下党员李凤轩等，商讨建立地下武装，防止敌人破坏，迎接解放军解放辰溪。7月31日，陈策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将自已控制的200多人枪从暂编第二军张玉琳部拉出，在龙头庵成立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并在罗子山重创张玉琳匪军。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八军一一三师解放辰溪，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辰溪的覆灭。

二

辰溪县城解放后，即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10月8日，傅洪率领南下工作团抵达县城，旋即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14日，成立中共辰溪县工作委员会(1950年3月改为中共辰溪县委)和辰溪县人民政府。自此，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开展征粮支前、剿匪、减租反霸、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及“三反”、“五反”、民主建政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彻底肃清国民党武装残余势力，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扫除旧社会的残余渣滓，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促进国民经济迅速恢复。

解放初，国民党潜伏的残余势力，网罗土匪武装，进行垂死挣扎，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其时，他们攻打政府机关，暗杀干部，纵火投毒，造谣惑众，四处骚扰，气焰甚为嚣张。对此，县委、县政府成立“剿匪指挥部”，建立县武装大队、区武装中队、乡民兵队伍，并成立各乡农民协会，配合解放军，采取政治瓦解与军事进剿相结合的方针，先打集中大股，再剿分散小股，各个击破。1950年3月，湘西军区发布《告土匪书》，各区分别组织“剿匪规劝委员会”，并成立土匪自新登记处，组织各方面力量，反复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剿匪的决心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告以形势，晓以大义。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不少被迫为匪的人，纷纷下山，向解放军缴械投诚，或主动向人民政府坦白自新，使土匪营垒很快土崩瓦解。

1950年10月，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劝，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剿匪胜利的基础上，发动群众踊跃投入抗美援朝斗争。全县有90％的人口(成年)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有六万余人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公约的签名及反对武装日本的投票；有近万名青年报名参军参战，有428名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还开展了群众性的捐献活动。1950年12月中旬，全县开展镇压反革命、清匪反霸、取缔反劝会道门等的斗争，由于实行全面动员、群众动员、公安机关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稳、准、狠地给反革命分子以严厉镇压。全县共搜捕散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目等各类反革命分子2023名，并根据其对人民的危害程度，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其中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处以极刑；对其他反动分子实行关押、管制；对罪恶尚不严重而又愿意悔改的，予以宽大处理，实行改造、教育，使其洗心革面，改邪归正，从而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社会秩序进一步趋向安定。

县委在领导镇压反革命运劝的同时，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了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11月，县委、县政府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县委书记孙继峰任主任。12月及次年2月，沅陵地委和县委分别在潭湾、南庄坪、株木冲、火麻冲进行土改试点，总结经验，培ijlI干部，然后分三批进行，至1953年春结束。全县有62．1％的农村人口分得土地，人均0.83亩，并颁发土地证书。土地改革的结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辰溪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在县城，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开展民主改革，肃清封建势力，变革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着手恢复国民经济。首先，运用人民政府的力量，接管辰溪电厂，建立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并派员进驻合组煤矿、惠民煤矿、利生纱厂等较大的私人合资企业，发动工人对隐藏在企业内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封建“把头”进行揭发、控诉和斗争；对旧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引导工人进行自我教育，增强内部团结，进而废除以压迫剥削工人为目的的管理制度，组织工人代表参加企业管理，实行企业管理的民主化；逐步#-z展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巩固和加强共产党对企业的领导；对私营工商企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保护其正当的经营。同时，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资本，取缔投机活动，组织调进大批粮食、棉纱、食盐等生活必需品投放市场，制止通贷膨胀，稳定市场。其次，调整工商关系，稳定经营，把民族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让其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对私营工商业，在经营范围、原材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财政金融等方面予以必要的照顾，并采用加工订贷、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方式，把它们的生产和销售纳入计划轨道，使它们从停工歇业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并获得正当的利润。1950年，县城私营工业(主要是手工业)347户，1951年增至468户。在确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民主权利的前提下，按照劳资两利的原则，从有利于生产出发，使劳资双协调劳资纠纷，逐步实行合同制，方解除诸如资方怕工人提出过高要求，工人怕资方任意解雇等疑虑。同时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和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活动，推动工商企业迅速发展。1952年春，在县级机关单位和部分工商企业中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揭发和处理有贪污行为的人，挽救一批犯错误的干部；打击不法工商业者的违法活动，保证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至1952年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3849万元，比1949年增长36．2％，年均增长12．06％。其中，工业总产值671万元，增长1．63倍；农业总产值3178万元，增长23．6％。粮食总产量达6768万公斤，增长60．15％。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50年的2．9％上升到7．4％。文教一卫生事业也得到发展，全县在校学生人．数，小学生增长141•占％，达20832人；中学生达852人。医疗设施16个，增长66．6％，医务人员114人，增长4.56倍。

1953～1956年，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遵照中共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逐步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两千多年来阶级剥削的历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顺利地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农村，县委和县政府组织干部对农民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握高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1953年秋比较顺利地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土地改草后，适时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第三区晓滩村贫农廖成海组织几户贫农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成立全县第一个互助组，实行互帮互助，较好地解决了缺耕牛、农具、劳力的困难，春耕生产进展顺利。县委和县政府发现这一典型后，及时总结经验，迅速在全县推广。1953年底，互助组发展到1316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总农户49800户的46．3％。1954年春，县委和县政府根据中共中央“重点试办、慎重稳进”的建社方针，选择石牌、桐玉里、板桥三个常年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办社过程中，贯彻“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一的政策。在合作杜的领导机构中，．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在分配上，采取“以劳为主，兼顾土地”和“等价交换，同工同酬”的办法，按“对半”或“四六”的土地与劳动比例进行分配。这三个合作社，在当年均获得好收成，这对尚未入社的农民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到年底，全县建立初级社51个。

1955年初，县委总结办社中的经验教训，集中培训骨干。8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达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从实际出发稳步发展农业社视为“右倾”，一改再改发展农业合作社计划，提出“两年实现合作化”的口号。会后，全县出现建合作社的热潮。1956年3月，县委组织力量试办取消土地入股的高级社，提出秋前高级化的口号。到8月底，高级农业社发展到318个，入社农户达到97．8％。期间，由于指导思想上的脱离实际，急躁冒进，实际工作中出现包办代替、强迫入枉的情况，使得有些初级社尚未站稳脚跟就转为高级杜，有的互助组未经过初级社即跨入高级社，还有20％的农户一步跨入高级社。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群众的觉悟程度，违背自愿互利的原则，侵犯中农利益，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城镇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而遥步进行的。

1954年8月以后，县委和县政府从有利于农业生产出发，率先在农具、五金业、篾器业、棕绳业等行业试办4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从业人员75人。1955年，手工业合作社(组)增加到22个，从业人员2群人。1956年4月，辰溪县手工业联合社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对全县30个手工业自然行业继臻进行组建工作，年底建立手工。业社(组)53个，从业人员1143人，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3．9％，基本实现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有步骤地由初级形式进入高级形式的。1951年。对小型私营商业采取代购代销形式，逐步把它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对小商贩则采取代购代销形式，引导走合作化道路。同时，着手建立公私合营企业，到1952年底，公私合营单位这67个，从业人员297人。1956年初，贯彻全省私营工商业改造会议精神，对私营商业的改造步伐加快，到年底全县商业企业1040尸，从业人员2239人。其中，建立公私合营企业(国营未分出)达235个，从业人员1213人；合作商店(组)群8个，从业人员971人；个体商业56户，从业人员58人。在对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由于不加区别地将小商小贩经营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相提并论，将他们一并纳入公私合营或合作商店，造成城乡之间“大通小塞”的现象，给群众带来诸多不便。

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1956年底，辰溪县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原来五种经济成份基本上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稳步发展。1953~1956年的四年中，除捉业生产在后两年因遭受自然灾害未完成计划外，其它国民经济部门都超额完成计划和接近完成计划。195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4009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849万元，增长26．5％，年均增长6．6％；农业总产值3160万元。商品零售总额达1023万元，增长63.2％，年均递增13％。

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事业也都有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10月，县人民政府接管原有学校，对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初步改造。1950年贯彻“学校向工农开门，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方针，普遍开展劝学运动。是年，小学生中工农子弟占85％。1952年，对中小学教师进行思想改造，树立与工农结合、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团结教育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完成了对旧教育的改造。在此期间，县委还根据“使青年在德、智、体、美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整顿中学教育，发展小学教育，开展职工教育及农民扫盲教育，不仅使部分干部脱盲，且推功了全县厂矿企业和农村办学的热潮。到1956年，全县有小学137所，学生28814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75％；中学3所，学生1236人；干部职工业余学校学员达1229人；农民业余学校学员达33861人。为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在部分乡村安装有线广播，培训文艺骨干500余名，创办农村俱乐部67个，建立业余剧团63个，设立电影队，发行图书44508册，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丰富多彩。医疗设施迅速增加，建立各种卫生企事业机构43个，拥有医务人员283人，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逐步形成制度，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发病与婴儿死亡率明显减少。

三

1957年，县委、县人民委员会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工作重点转入经济建设。3月，县委召开有500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杜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县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和依靠贫农、下中农，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县委采取一系列措施。农业注意改善经营管理方式，推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激发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开展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工商业完善管理体制，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然而，这一正确的方针并没有坚持下来。5月，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开展整风运动。8月下旬，县直属机关和厂矿、学校的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等形式，向党提出批评建议。10月，根据上级指示，全县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把一些人民内部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把许多正当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也看成是“右派进攻”，结果造成“反右一扩大化的不良后果。由于受城镇大鸣大放的影响，一些原来随大流入社的中农，看到农业社管理比较混乱，产生不满情绪，有的甚至要求退社。少数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也乘机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库。据此．县委结合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反资”斗争。这次斗争，及时打击了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农村局势趋向稳定。但把一些要求退社的人当成阶级敌人或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批判斗争，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又掩盖了农业杜管理不善的弊端。是年，虽然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还没有影响全局，全县整个工作秩序、生产秩序仍处于正常状态。尤其是认真执行“八大”确定的正确方针，使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超额完成，仍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1957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5328万元，比1952年增长38.42％，每年递增6.7％，其中，农业增长38．13％，工业增长37．19％。粮食总产量达到8049．5万公斤，完成年计划的107．6％。经济作物产量产值也均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指标。

1958年4月，县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国民经济“全面跃进”的精神，和全县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强烈愿望，制订出《辰溪县山区生产远景规划(1957～1966)》的跃进规划。这个规划有些指标定得过高。5月，在中共中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后，县委对原来的“跃进规划”作出修订，提出《(1958～1967)辰溪县社会主义建设规划纲要(草案)》，其主要经济指标，1967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产量增长2倍，总产达3．5亿公斤；棉花总产由10万公斤增加到35万公斤；柑桔产量由16．5万公斤增加到205万公斤工业计划兴办铁矿、煤矿、铜矿、磷矿等16个国营厂矿。8月，又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大力发展钢铁、机械、煤炭等重工业，要求到年底，生产钢800吨，铁1400吨，煤16万吨，建立农具机械制造修配厂29个。9月初，按照中共中央提出“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精神，再一次提高钢铁生产计划指标。计划指标的不断加码，使“瞎指挥”、“浮夸风”泛滥一时，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开始受到破坏。9月10日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精神，不到一个月，便按“一大二公”的要求，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把刚刚组建起来、还没有站稳脚跟的318个高级农业社，全部合并升级为12个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平均为26.5个农业社。11月，又变为8个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所有制方面，盲目求纯，废除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果树等，以致造成社员杀鸡、杀猪、卖耕牛、砍树、藏粮等情况；生产方面，实行集体劳动，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劳动方式；分配上大搞“一平二调”，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办公共食堂2827个，吃饭不要钱，助长平均主义。人民公社建立后，县内采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开展声势浩大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至11月20日，全县投入劳动工日180万个，建立土炉394座，其中钢炉80座，毁掉不少山林资源，仅炼出生铁3237吨(含县办两个铁厂的1541吨)、土钢504吨(含辰溪铁矿的340吨)，其中绝大多数不合规格，造成巨大的浪费。农业生产受到的损失更大，当年风调雨顺，本来可以大幅度增产，但因主要劳动力调去炼钢铁，许多粮食、油茶耔、棉花烂在地里、山上，收不回来，损失重大，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

1959年初，县委按照中共中央武昌、郑州会议精神，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的一些问题，着手进行整社，纠正“共产风”，宣布废除供给制，实行劳动工分制，恢复自留地制度，允许社员在不影响集体生产前提下饲养少量的家禽家畜，开展小型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但在整社运动中，不适当地开展反对本位主义思想和瞒产私分的斗争，搞得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5月，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视察辰溪，对上述问题提出过批评和改正意见，指出稳定农村形势的关键是要澄清思想，安定人心。由于部分领导同志在纠“左”问题上行动缓慢，致使周小舟的指示未及时得到落实。9月，县委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在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形势由纠“左”转向反右。以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蔓延，经济工作由调整转变为继续“跃进”，使本来就病源遍体的国民经济又遭受一次沉重打击。加之旱灾严重，粮食生产连年减产。1959年，粮食总产为7453．5万公斤，1960年为5518．5万公斤，1961年再降为4550万公斤，人平口粮仅有153公斤。辰溪成为湖南省“左”倾错误危害最严重的县份之一。1960年冬至1961年春，省、地区派出工作组进驻辰溪，协助开展反“五风”的工作，这对扭转辰溪农村形势，纠正“一平二调”起过积极作用。由于掌握政策不严，是非界限不清，用专政手段来处理一些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同志，使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挫伤。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有所发展，但内部比例失调，产品质量下降，经济效益差。1958~1960年，建成投产的12个国营厂矿，75％属于重工业。重工业发展过急，挤占了轻工业生产所需的燃料、动力，造成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社办工厂也一哄而上。由于原料缺乏，技术力量不足，多数杜办工厂未能形成生产能力。已生产出的产品，也是粗制滥造，质量低劣，浪费极大。大跃进三年，全县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4％，1961年比上年下降3．83％。

此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经济工作：

恢复农业。1960年11月，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派出三批工作队去农村，对人民公社建立以来所“平调”或无偿占用大队、生产队及社责个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力和其它财物进行彻底清查，并坚决退赔。对退赔有困难的社队，从县金库中拿出109．5万元资金，签发期票52万元给予补偿。翌年5月，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划小核算单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气的体制，全县改设人民公社30个、镇2个，大队398个、生产队3344个。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和收益分配；恢复自留地，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从事手工业生产，开放集市贸易。同时停办全县2827个公共食堂，社员的口粮分配到户。1962年春，在城郊公社牛溪大队进行大田产量责任制试点，面上各生产队普遍实行“五定包干”(定收入、定收购、定上交、定交换、定积累)的生产责任制。1964年比1963年减少粮食征购任务1031．2万公斤，并陆续提高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幅度是：粮食20％，牲猪26％，家禽蛋类37％，肉类13％，棉花10％。对主要经济作物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派购、自由出售的购销政策，以增加农民收入。

调整工业。首先实行关停并转，降低生产指标，压缩生产规模。到1963年底，全县关停并转工矿企业29个，其中，集体所有制企业停办11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停办12个，合并2个，由全民转为集体的2个，上交地区管理的2 个；社办工业企业仅保留5个，相当于1959年社办工业企业的9％。在关停的同时，还注意截长补短，在并转上下功夫，巩固和加强煤炭、水泥、化肥等10多种短线产品和农机配件的生产能力。其次，以《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作指导，逐步扭转工业内部比例失调状况，使轻重工业的比例由1960年的52.1：47.9改变为59.4：40.6。同时调整和改革工业经济管理体制，对全民所有制的7个企业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克服企业经营分散、各自为政的现象。

稳定、调剂市场。商业工作的调整，主要是恢复“大跃进”以来已撤销或合并的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紧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暂时冻结单位存款，控制贷款规模，实行信贷资金的统收统支；稳定粮食、棉布、煤炭等18类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实行平价定量供应；有计划地增设糕点、糖果、自行车、钟、表、酒、茶叶等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缓和商品严重短缺的局面；开放集市贸易，平抑市场物价，缓和通货膨胀。在城乡经济形势趋向好转的同时，县委根据上级的部署，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1962年9月以后，县委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1963～1965年，全县在城镇和农村分别开展“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和“四清”(即清理帐目、清理仓库、嘉理财物、清理工分)运动。1963年上半年，县委先在米家庄大队试点，开始时动员干部“自动下楼”，结束时又进行“评功摆好”，基层干部心情颇为舒畅。是年冬，“四清”改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翌年11月，“社教”已经不再限于经济范围，而是要解决政治、思想、经济、组织上的“四术清”问题。辰溪县根据地委的统一部署，只在水井搞试点，面上仍然以生产为中心，开展自查自清工作。“五反”、“小四清”及“杜教”运动，对于纠正干部队伍中某些腐败现象起到一定作用。由于规定“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理论上混淆了阶级阵线，尤其是把“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定产到田，责任到人一等适合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民自愿原则的生产责任制视为“单干风”、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上纲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其结果，再次打击和伤害一大批基层干部，把广大干部的注意力从生产建设转移到阶级斗争方面来，影响经济调整的进程。尽管如此，国民经济调整仍然取得巨大成就。

196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4932万元，同1961年相比，增长54．3％。其中农业增长77％，．工业持平。市场好转，人民生活有明显改善。

四

1966年5月，县委向党员领导干部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发动群众揭露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即“三家村”)。县城学校及文化单位，出现上挂下联，批判本单位的“小邓拓”及“三家村”的大字报，从而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公布后，县内“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发展。6月，县委成立“文化革命办公室”，并派出工作组进驻县城中学，组织学生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批判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学术权威”和混进党、政、军、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部门的一些干部、教师遭到攻击和点名批判。8月，县委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全县“文化大革命”趋向高潮，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青年学生“停课闹革命”走出学校破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到处出现违法乱纪的现象，干部、群众被捆绑、吊打、搜家，受害者达6074人。县委虽然十分努力地加强领导，想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正常范围内，未见成效。毛泽东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后，一时“炮打”、“罢官”成风，使许多领导干部被迫“靠边站”。10月，北京、长沙高等院校“红卫兵”来辰溪串联、“点火”，一时间，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相继成立。机关、学校和街道大字报铺天盖地，“炮轰县委”、“踢开党委闹革命”等大幅标语随处可见。一些领导干部被批斗，“停职反省”。各级党政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整个社会呈现混乱。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由上层建筑领域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部分工人、农民卷入了这场运动。工厂和公社、大队开始出现乱揪乱斗本单位的所谓“走资派”的情况，各级党政机关相继瘫痪，生产指挥系统运转失灵。3月，辰溪县人民武装部奉命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建立以县人民武装部领导为首，有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辰溪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代管党、政部分事务。支“左”工作，无论支持那一派均遭到另一派反对，因而局势未能得到有效控制，无政府主义状态愈演愈烈。8月7日，县城一派群众组织抢夺县人民武装部民兵训练步枪400余支，持枪者有的到沅陵、黔阳等地参加武斗；有的在县内设置关卡，任意鸣枪，搜查干部群众，搞得人心惶恐不安。10月，负责“支左”的人民解放军强行命令收缴被夺的枪支弹药，举办两大派群众组织头头的学习班，促成“革命大联合”，但两大派群众组织仍然严重对立，明争暗斗。

1968年3月，成立有军队代表、领导干部、群众组织头头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取代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的党政财文与司法大权。随后，农村各区、社、县直属机关、学校、工矿企事业单位都相继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革命委员会进一步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开展“斗、批、改”运动。8月，抽调800多名产业工人、贫下中农，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工交、财贸、文卫、党群、农林水利系统等17个单位，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农村，组织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中小学，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1969年3月至1970年10月，县革命委员会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先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发动群众大揭发、大检举，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伤害了一些干部群众。

1970年．11月14日，召开中共辰溪县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中共辰溪县委员会。此后，全县的“文化大革命”由县委领导。1972年2月，县委召开群众大会，贯彻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精神，批判林彪叛党叛国罪行，重点批判他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会后，各机关、学校、厂矿以单位开展批判，联系实际，肃清流毒。并为受林彪错误路线影响而被处理的干部落实政策，恢复工作。

1974年和1976年上半年，先后开展“批林批孔”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由于干部群众思想不通，实际未能开展起来。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后，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1966~1976年，全县正处于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对工农业生产造成了干扰破坏，经济发展几上几下。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态度没有改变，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坚守工作岗位，在不同程度上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并不因动乱而完全停止发展。197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此1965年增长93．85％，年递增4．2％。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很好，各项经济指标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下半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县内生产指挥系统不能正常调度。1967年以后，“停产闹革命”等无政府主义泛滥，派性恶性膨胀，使原有的生产秩序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调整时期，为经济发展准备了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原来建立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和规章制度，在大部分工商企业中仍然发挥作用。先后在板溪口兴建水泥厂、耐火材料厂、杨溪口煤矿、氮肥厂等骨干企业，工业发展的速度加快。农田水利建设，没有因“文化大革命”动乱而停止，1966年上马的长田湾中型水库，连续苦战几年，投入劳动日590余万个。继而修筑4条干渠、28条支渠，总长达300余公里的配套工程，增加灌溉面积42000余亩。1970年又续建5座小型水库，增强了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7196万元，此1965年增长45．9％，其中农业增长35．9％，工业增长88．54％。

1971~1976年，全县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各级领导干部为发展国民经济做了大量工作。在农村，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农业稳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农药的零售价格；增加对农业的投资。1970年财政支农资金86万元，1976年增加到108万元，增长25．6％。同时，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使大寨经验变了样，学大寨变成斗“阶级敌人”，割“资本主义尾巴”，曾一度收回自留地，限制社员家庭副业，取缔集市贸易等，使农民的生产、热情受到压抑，在学习大寨的形式上出现模式化。但在学大寨运动中也改变了一些生产条件。六年间兴建中小型水利工程826处，增加灌溉面积11万亩；改革耕作制度，扩大复种指数，逐步推广杂交水稻，粮食生产除1972年、1975年因遇特大旱灾而造成减产、平产外，其它各年均为增产。林业、牧业、渔业、副业都有所发展，尤其是杜队企业发展迅速。1976年，社队企业总数达1174个，总产值达940余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5．5％。工业生产持续发展，县委提出“围绕农业办工业”的方针，开展“工业学大庆”、“工业整顿”，逐步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克服企业管理混乱现象。1975年建成汽车修配厂、造纸厂。

到1976年，全县已拥有国营企业14个，集体企业29个，工人增加到1353人（不含计划内临时工)。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9561万元，与1970年此，增长32．9％，年均增长5．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98．63％，年均增长16．4％，农业总产值增长11．6％，年均增长1.9％，粮食总产量增长91％，柑桔增长57．5％，生猪出栏增长22．9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9．04％。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教卫生和科技事业倍遭摧残，但某些领域仍然取得进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县中小学校陆续停课闹革命，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尤其是县城中学的瘫痪状态延续近两年之久，所受破坏更为严重。以后，虽“复课闹革命”，但无法恢复正常教学秩序，而且学制缩短，中学三三制，改为二二制；课程减少，教材内容被全盘否定，取而代之的则是充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材。1968年后，实行“开门办学”，过多地组织学生到农村、工矿参加体力劳动。

1969年强调中学面向农村，实行初中下放公社与小学增设初中班。“戴帽”初中班急剧增加。1970年以后，各公社先后办起高中，实现所谓“读小学不出生产队，读初中不出大队，读高中不出公社”。至1974年，小学达423所，中学57所，此1965年分别增长62．7％、103．6％。但师资水平跟不上，教学时间无保证，致使教学质量严重下降。1972年，中小学开始注重文化教学，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1974年大批所谓“回潮”、“复辟”、“师道尊严”等，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学秩序又被打乱，各级学校再度出现混乱局面。其时社会上刮起一阵“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愚昧之风，教学质量受到一定影响。农村的文盲率也有所回升。文化、艺术事业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农村文化活动单调，民间文艺社团多被取消，文学、曲艺、美术、舞蹈等文艺形式，基本上销声匿迹，仅有几部“革命样板戏”的影片重复放映，传统的、人民喜爱的辰河戏被禁止，服装道具被焚毁殆尽。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后，农村的合作医疗事业颇为发展。到1976年，全县90％以上的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制度。6个区、2个镇、30个人民公社均建立卫生院，农村赤脚医生已达682人，平均每万农业人口中有20．6个赤脚医生，加上卫生员、接生员，农村共有1887个初级卫生保健人员。每万人拥有病床数，由1965年的7．9张增加到1976年的15．9张，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所改变。由于赤脚医生没有经过正规的专业训练，接生员、卫生员更是如此，加上农村医疗机构的药品不齐，医疗器械简陋，大多数只能处理常见的简单疾病。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口生育处于无政府状态，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县净增人口42800人，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迭46100人。人口增长过快，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背上沉重的包袱。

． 五

1976年10月24日，县委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随后，广泛开展揭此“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群众运动。1977年3月，以“抓纲治国”为中心内容，抽调700余人的工作队，深入各公社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开展“一批两打一，即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进攻。1978年春，开始清除“文化大革命”时挤进各级领导班子的群众组织的派头头，查处触犯刑律、民愤较大的打、砸、抢首恶分子；“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的领导干部，让其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工作逐渐走向正常：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然而，经济工作中的贪大求全，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左”的政策仍在继续执行。1977年初，县委提出“苦战三年，建成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并制订创办农业“十大样板”基地的规划。这样的规划，既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又超过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承受能力。结果，多数未实现，“样板”流于形式。而急于建成“大寨县”的口号，使“大合拢”、“大锅饭”、“大批促大干”、“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社员家庭工副业，收回自留地，关闭自由市场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套做法重新泛滥开来，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

1979年1月，县委召扩大干部会议，及时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决议，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号召党员、干部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领导干部中进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端正思想路线。

1979年4月以后，县委开展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全面落实党的政策，成立专门机构，对“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全面复查，分别作出平反和改正。并全面调整社会关系，对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则宣布他们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原地主、富农分子改定了成份。这一系列工作，促进了安定团结，调动了各界各方面人士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1979～1981年，县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首先，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重继续稳定“三级所有有，队为基础制度，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保障社员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权益；恢复和发展农村集市贸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捉业基本建设投资额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9．2％提高到1981年的12．9％；银行信贷支援农业资金总额，1981年比1978年增长40.1％；逐步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实行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与此同时，还试验和推广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逐步开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79年1月，县委作出决定：将不成片的土地和不便于营造管理的荒山，划给农民造林、管护，签订合同，比例分成。在农村生产体制上，1980年初，全县3315个生产队，有2830个实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划分作业组承包、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形式的责任制。其中实行“包产到户”的109个。是年夏初，社会上部分人把“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视为“复辟倒退”的单干风，上级也强令“纠偏”，遭到群众的抵制，多数生产队是“明合暗分”。秋后，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增产增收，尤以“包产到户”形式的增产幅度最大。109个生产队人均口粮、收入分别此上年增长51％、53％。翌年春，县委和地委派工作组总结和推广安坪、石马湾公社实行“包产到户”的经验，全县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猛升至90％。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打破长期以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模式，克服农民“吃大锅饭”等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符合广大农民勤劳致富的愿望。是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6657万元，比1978年增长18．5％；粮食总产量达11724万公斤，此1978年增长17．2％；多种经营也得到全面发展。

其次，调整工业内部比例关系，加快轻工业发展。1966年后，县内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至1978年，轻重工业的此例为22：78。1979年，纠正“保重挤轻”的偏向，根据本地资源和市场需要，采取增加贷款，保证原料甓燃料供应，广开生产门路等措施，先后兴办羽绒厂、工艺美术厂、木纹贴面板厂、草席厂、陶瓷厂、塑料厂等，大力扶持集体轻工企业和小商品生产。1979～1981年，轻工业产值平均母年递增21％。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2％上升到1981年的35．9％，轻工业发展的加快，繁荣了市场，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

其三、调整积累与消费、生产与非生产性建设的比例关系。在农村，逐步落实分配政策，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轻农民负担，1979～1981年共减免农业税308.18 万元，减免粮食征购 1334万公斤。在城市， 1979 ～ 1981 年共安排 2542人就业．提升40％的职工工资级别，发放职工副食补贴，企业普遍实行奖金制度。在基本建设中，用于职工住宅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城镇建设等非生产投资增多。

经过三年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失调状况有所改变，并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从1982年开始，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全县进入全面改革开放阶段。

1982年1月，县委和县政府根据中共中央(1982)1号文件精神，派出工作队深入农村蹲点调查，以点带面，继续做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稳定和完善工作，注意做好配套改革，建立健全山林、水利、植保、牲畜防疫、科技服务等承包责任制，初步解决了以户经营难以克服的新矛盾、新问题。同时，改革经济体制，鼓励多种形式的自营专业户的发展，鼓励捉户之间、农户与集体之间形成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促进新型合作经济的发展。到1984年，全县出规模较大的专业户241户，新经济联合体106个，参加联合体的农户达1132户。这些联合体，以“平等、互利、自愿”的原则，实行民主经营管理，按劳分配和股金分红相结合，颇受农民欢迎。为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83～1984年，人民公社体制由“政社合一”改为“政社分开”，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对各种经济组织进行行政领导，包括制订本乡(镇)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使农业各级合作经济组织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原生产大队改为村，并成立村民委员会，办理村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同期，改革农村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体制，恢复其民办性质。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引导农民进行第二步改革，按照农村商品经济的要求，改变农副产品的统、派购制度，逐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发展。1982～1987年的六年间，农业总产值由6789万元上升到9483万元，年均递增6．93％。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47．73％。农、林、牧、副、渔的比重有了明显的变化。1978年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68．7％、林业占7．4％、牧业占14.5％、副业占9％、渔业占0．4％。1987年变化为：农业占61.7％、林业占6．2％、牧业占21.5％、副业占9．6％、渔业占1％。农村改革初期，由于缺乏经验，经营管理跟不上，有顾此失彼现象，一度放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滥伐林木，水土流失严重；思想政治工作减弱，民间纠纷增多。

1982年以前，围绕国民经济的调整，对城市经济体制曾作了些试验性的改革。1984年10月后，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结合本县实际，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至1987年已初见成效。

安行简政放权和改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以增强企业活力。1982年，根据国务院放宽国营工业企业若干政策的具体规定，县政府决定在电厂、氮肥厂等厂矿进行放权试点。1984年试点工业企业达7个，占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77•7％。通过放权，试点企业拥有干部任免、人事安排、奖金使用、物资采购、产品销售、生产指挥、计划调整等方面的部分权力，逐步改变企业被管得过死，缺乏活力的状况。

逐步改革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实行贵、权、利相统一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在分配制度上，实行职工的收入同本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个人贡献紧密挂钩，实行浮动工资、计件工资、百分制考核混合计奖、联产联利计奖等多种方法；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扩大职工民主管理的权力，试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建立统一领导的生产指挥系统。部分企业建立新的厂规厂法。

实行多种经营方式，以适应不同经济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从1984年开始，根据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对国有工商企业，按照行业特点、企业规模大小实行不同的经营方式：对能源、交通、邮电、银行和部分骨干企业，实行“国家所有，部门或国家经营”；对39个工商企业实行“全民所有，企业经营”；对17个小企业实行“全民所有，集体或个人承包，或租赁经营”。其中，国有商业租赁或承包给个人经营的16个。此外，30个国有小企业转为“集体所有”，照章纳税，自负盈亏。对集体所有制企业，除一小部分仍实行“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外，大部分企业和乡镇企业相继改为。集体承包经营”、“个人承包、租赁经营”，有的转为个体经营。

调整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形式。1982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的精神，采取从政策、措施上大力扶植，积极鼓励集体硅济、个体经济和其它经济的发展。1984年，全县集体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达141个，此1978年增长19.15％，集体企业职工人数达6825人，增长49.5％，高于国营企业职工增长11．9％的速度。个体经济发展迅速，1982年，城镇个体户1384户，1384人，1987年上升到8521户，8987人，分别占全县城镇户数的43．5％，人数的12．5％。个体经济的发展，对于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安排城镇待业人员就业，发挥了较好的作用。1987年，城镇个体经济产值达1927万元。全县所有制结构有所变化，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73．9％下降至1987年的73．3％；集体工业产值由21.1％上升到22.1％；个体和其它合营工业产值由不占比重到占6.7％。

改革经济调节体系，发挥经济杠杆作用。1982年起，开始改变生产上统配统供、流通上统购统销、分配上统收统支的做法，强调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计划调节上，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在税收调节上，从1983年6月1日开始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利改税”第一步改革。在企业实现利润中征收55％的所得税，剩余利润，一部分留给企业，一部分采取递增包干、定额包干调节税等办法上交国家。当年初见成效，企业完成产值和实现利润分别比上年增长2.3％、3.7％。在实现利润中，国家获69.8％，企业留30.2％，体现了国家得大头的原则。1984年10月1日起，推行“以税代利”第二步改革，由“税利并存一过渡到完全“以税代利”，对解决企业之间苦乐不均，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起到一定的作用。在价格调节上，改变过去单一的固定价格制度，实行统一价、浮动价、自由价三种价格形式。1984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1978年提高53．6％，1985年农副产品由统、派购改为合同定购以后，除粮、棉、油等仍由国家制定统一收购价外，其它的购销价基本放开。工业品消费价格，小商品从1984年开始全部实行协商价或自由价；1985年对煤、水泥、木材等除国家调拨部分实行统一价外，自销产品价格均由企业确定。价格放宽后，煤自销价上涨87.7％，水泥上涨60％，木材上涨112％，社会物价水平呈上涨趋势。

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多形式、多层次的经济联合。1984后，县政府为搞活经济，积极发展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多种形式的横向经济技术协作、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至1987年，已同上海、深圳、四川、陕西、安徽、湖北及本省的长沙、湘潭等地的工商企业、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建立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引进科技人才125人次，引进资金876万元，签订经济技术协议72项。其中新上项目有莫来石、氯化石蜡等19个，新增生产能力年产值达3933万元，利税1352万元。这些新上项目的不断建成投产，对于改善产业和产品结构、开发本地资源和增强工业后劲等都起到重要作用。在引进工作中可行性研究不够，有的项目不配套，联营单位过多，经济效益不理想。

通过上述改革，辰溪县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78~1987年，生产总值由8871万元上升到27860万元，增长214％，年递增13.56％；地方财政收入由804.1万元上升到2090.5万元，增长160％，年递增11．2％；工农业总产值由10344万元上升到22614万元，增长119％，年递增9％。社会商品零售额由4964万元上升到15193万元，增长206％。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县委根据上级部署，对政治体制作了初步改革，取得一定成效。

健全领导体制。1980年11月30日至12月5日，召开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恢复中断16年之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宪法》规定，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县人民政府。增设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依法行使决定权、监督权和人事任免权。1984年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辰溪县委员会，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厚与共”的方针，团结各界人士，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此，一个以县委为核心，包括权力机构、行政机关、参政议政机构的新型领导体制业已形成。

改革领导机构。1983年10月，县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指示，从县内的实际出发，开始对县级和县直属机关进行改革，撤销重叠的机构，合并业务相近的机构，并重新配备和调整领导班子。至12月，县委办事机构由12个减至9个，减少25％；县政府直属工作部门由39个减至29个，减少25％。领导班子配备，强调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新提拔一批中青年干部；对年龄偏大的原领导干部，已达到退休年龄的作离、退休处理，未达到退体年龄尚能工作的则安排担任调研员(县级)或协理员(科局级)，使其继续发挥作用。在新的领导班子中，县级(县委、人大、政府)干部19人，平均年龄45.5岁，比原来的下降1.6岁，其中40～50岁的占63．6％，40岁以下的占14．3％；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原7.1%提高到31.8％。新提拔的中青年干部占31．8％。

开展整党整风。1985年6月开始，按照中共中央和省、地委的部署，全县分批进行整党及党员登记。历时一年，在统一党员思想、整顿党的作风、加强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方面，收到一定的成效。党风趋向好转，在群众中的威信日益提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县人民代表改间接选举为直接选举，改差额选举为等额选举。定期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作出相应的决定、决议。对政府和法院、检察院负责人的选举，改等额为差额。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方式日趋制度化，政协委员列席人大会议，直接参与重大事项决策的过程。还通过座谈会、专题考察等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作用，加强民主管理.1982年，各企业单位全面恢复职工代表大会，参与企业管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民主管理逐步制度化。同时，建立健全人民来信来访制度，恢复号委、县政府领导“接待日”，密切了党政机关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加强法制建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和县政府依靠司法部门，围绕国家颁布的《婚姻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森林法》、《经济合同法》等法律，利用专题报告会、广播讲座、宣传栏及宣传车等多种方式方法，进行系统的法制宣传和普法知识教育，增强法制观念，使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82年2月，运用法律武器集中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1983年8月，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从重从快”方针，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与此同时，县政府先后制订、县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一些地方性法规，如保护森林法的实施细则、计量管理实施细则、计划生育的若干具体规定”、“保护水产资源布告”、“市场管理公告”、“食品卫生管理通告”等等，各乡镇政府也制订一些村规民约，对全县人民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遗比较安定的环境。 ．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改革取得进展。1979～1987年，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清除长期以来歧视、排斥知识分子的“左”的思想影响，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力地促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小学实行分级管理，调动乡、村办学积极性，各乡镇建立中心小学，并采用多种形式培训和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1987年小学在校学生达58091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4.1％。中学教育，1979年开始调整县属中学网点布局，至1987年全县拥有初级中学34所、完全中学7所(包括中央、省、地厂矿办)。注意改革教学方法，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普遍增强。1979～1983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录取数连续五年名列全地区之首。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较快。1983年后，创办第一职业技术中学，将原农民技术学校改为农民中等专业学校，开设农学、林果、畜牧、农机、水电、卫生、财会、建筑、农村经济管理等专业：学制两年。1986年开设中等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到1987年共培养初级技术人才近千人，其中150人被县、乡录用为农业技术员或小学教师，其余大都成为工农业生产技术骨干。

科技队伍不断扩大。到1987年，全县拥有科技人员1103人，比1978年增长9.2％，每万名职工中科技人员由1978年的15.6人，增加到1987年的24.8人。九年中，广大科技人员坚持深入生产第一线，开展科普活动和技术咨询服务，为全县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取得科研成果22项，其中获得国家级奖2项，省级奖7项，地区级奖13项。 ‘

医疗卫生设施有所改善。到1987年，全县卫生机构达74个，卫生技术人员增加到1074人，病床1272张，每千人中拥有卫生技术人员2.4个，病床2.9张。农村有基层卫生所434个，形成县、乡、村三级医疗网。基本解决了自1982年以后，合作医疗制度一度解体，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两千多年来，辰溪历经沧桑。它的历史是一部奋斗的历史。古朴、勤劳、勇敢、自强的辰溪人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斗争不止，奋斗不息，但始终没有摆脱被压迫、被剥制的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辰溪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用自已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战邪恶，斗腐败，建设家园，发展生产，初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38年的实践证明，制约辰溪枉会经济发展的因素颇多：地处僻壤，经济基础薄弱，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科技力量缺乏，人们因循守旧，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淡薄，人口增长过快等等，但辰溪资源丰富，农业基础设施和工业生产初具规模，以铁路、公路、水道三者组成的交通网络已经形成，有10余万有开拓精神的劳动者，还有遍及各地的辰溪籍专家、学者以及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中的有识之士关心和支持家乡建设等有利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唯人和至关重要。今后辰溪之崛起，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尊重科学，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扬长避短，减少失误，辰溪定能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一个农业先进、工业发达、商业活跃、文化繁荣的新辰溪必将屹立于中华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