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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辰溪县志里的一首残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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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辰溪县志?古绩》在我县著名古迹“钟鼓洞”条目下说:“洞左石壁刻有‘太古遗音’四字,其他石刻甚伙,多不能辩,内残缺稍可认识者募录如左:……

  □坐未入崖洞,隔岸犹传钟鼓声。管弦空谷凭风送,疾徐鸣籁自天成。□□流峙还依旧,日月居渚已屡更,□□□□□□□,□□□□□□□。

  全诗缺十八字,其中最后两句全失,而且无落款。按照律诗起承转合的要求,这后两句应是全篇的重点和精华,而两句全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不过,事情到了距道光版县志出书的一百六十多年后出现了转机,这首诗的全文浮出了水面。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经过是这的。

  一九八三年元月,我曾会同好友对这个神奇的古洞进行了两次探访。在洞前石壁上,我们发现了十余方石刻。但是当时未带工具,无法抵近细看。第二次去时,我们带了长梯,对这些石刻进行了擦洗和仔细地辩认,终于弄清了其中的两首诗。一首是王阳明的门人曾□汉的五言律诗:“奇石临江渚,轻敲度远声 ……(此诗在县志里有明确记载,这里不作赘述)另一首便是前文提到的那首残缺七律,全文如下:过钟鼓洞和阳明先生韵 寻幽未入巉崖洞,隔岸犹闻钟鼓声。管弦空谷凭风送,疾徐鸣籁自天成。山川流峙还依旧,日月居渚已屡更。新君载建中和极,曾看四海无升平。

  辰阳散吏郑烛识题 隆庆丁卯冬十月

  郑烛识何许人也?笔者至今未找到他的有关资料,其生平事迹不得而知。隆庆丁卯即隆庆元年(1567)。据史料记载,正德元年(1506)南京兵部主事王阳明因开罪权宦刘谨,被贬谪贵州龙场。四年后,刘谨被诛,王阳明被朝廷“量移江西庐陵知县”,王阳明在往返贵州的途中,曾经二过辰阳,并分别写下了两首诗:《辰溪大酉洞》、《钟鼓洞》。自此之后,众多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纷纷前往钟鼓洞游览,其题咏唱和不下数十首,且多为步阳明先生原韵。如弘治进士,后来官至兵部尚书的伍文定有《钟鼓洞次阳明先生韵》;嘉靖进士,曾任夔州太守、湖北分守道的郭棐有《万历戊子秋游钟鼓洞因怀王文成公即次原韵》。还有明代御史文渊阁大学士薛瑄、太仆寺少卿满朝荐、安南知县阙士奇、吏部尚书邹元标、河南巡按御史陶钦夔等等。他们除了歌咏钟鼓洞的美丽风光和神奇之外,同时也抒发了个人的情感,表达了对时势的观点和立场。“年来夷险浑忘却,始觉羊肠路亦平。”王阳明是诛除奸佞,度尽劫波,否极泰来的轻松和喜悦。“但愿此行天如洗,万里滇南看甚平。”伍文定因远赴云南平叛,祈盼一路顺风马到成功。而事实也果真如此,在他尚未到达云南之时,叛乱就已平定了。“所喜沧江无战事,扁舟摇荡锦波平。”郭棐是庆幸五溪偏安暂无战事。“欲凭丝弦谐雅奏,共道泰阶今已平。”“会须参雅乐,同奏泰阶平。”陶钦夔与王阳明的弟子曾□汉都是颂扬朝廷歌赞太平。他们两人的诗里都提到“泰阶”,泰阶者,即天上的三台星。因形似阶梯而得名。古人以三台星持平则天下太平。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作者们所处的时代果真是太平盛世吗?

  嘉靖四十五年,世宗朱厚熜驾崩,穆宗朱载垕即位,改元隆庆。大明王朝自洪武开国以来,至此己历一百五十四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演变,明王朝己显露暮朽之气,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其时外有鞑靼、倭寇侵边之患,内有广西、四川等地的民变之忧。仅嘉靖一朝的四十五年间,北方的俺答、东南沿海的倭寇侵扰、烧杀、抢掠就有百次之多。“将疲于边”,战死各地的总兵、守备等将领多达六十余人。再加上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发生的多起民变和兵变,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民不聊生,全国各地风烟四起。而此时的嘉靖皇帝却一味地“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致使朝纲颓废,宦官当权。更兼“营建繁兴、府藏告匮”,大兴土木,不惜化费巨资重建三大殿,弄得国库空虚,以致“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可以说,嘉靖朝是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一些忠于朝廷的文人、士大夫却极力粉饰太平歌赞盛世。唯有这位“辰阳散吏”一反众音,满怀忧愤地喊出:曾看四海无升平!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

  诗言志,贵在性情,没有真情实感的诗味同嚼蜡。郑烛识的诗贵在他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并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确比那些粉饰太平献媚朝廷的诗作要好得多。当然,这或许与诗人的个人处境有关。散吏者,闲散之官也。一个空有其名而无实权的闲职而已。从这首诗里我们似乎还可以读出作者的失意与无奈:山川流峙还依旧,日月居渚已屡更。时光的流逝,没有改变山川河流的旧貌,而久居闲职的散吏也看不到峰回路转的希望。新君载建中和极,曾看四海无升平。新帝登基,君临天下,然而举目四海,国事如麻,江河日下,何处有升平之象?作者在这种处境下发出的这种呐喊,正是他心境的正常流露。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探究一下辰溪县志为何记录不全这首诗的原因。根据史料记载,最早题写钟鼓洞的诗文是王阳明的那首七律《钟鼓洞》(见说水南多异迹,岸头时闻鼓钟声……)时间应在正德四年(1510),郑烛识的和诗写于隆庆元年(1567),后王阳明五十七年。而成书于清代道光元年的《辰溪县志》已是1821年,此时距隆庆元年已二百五十四年矣。二百五十多年的风霜雪雨已将绝壁上的诗文腐蚀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了!因此,道光版的《辰溪县志》只摹录到这首诗的模糊残缺的词句。但是,为什么在道光元年之后一百六十二年的1983年,我们却还能辨读出它的全文呢?这是否就意味着当年修志者治学不严马虎其事呢?恐怕也未必其然。因为这些石刻所处位置特殊,钟鼓洞前有一巨石高约四五米,这些石刻侧位于这块巨石背后的绝壁上。从外观望,看不到这些石刻,须得从一侧爬上这块巨石背后才能看到。然而,石壁又稍向外倾,两石之间成了一道斜缝,长梯放不下短梯够不着,人不能近。我们去的那一次,是架了短梯,三人冒着危险轮番上阵,先用茅草沾水擦洗,然后用毛笔逐字勾填,整整忙了一个下午才弄清这首诗的全文。依此设想当年,那位来此采录的老先生或许没有架梯,远观之,或许架了梯子攀援其上,于摇摇欲坠的惶恐中老眼昏花看不明白也有可能,这一方面说明修志者必须严肃认真,马虎不得,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修志的不易,除了要守得住寂寞、耐得起烦琐之外,有时甚至还要冒一定的危险。这首诗的遭遇就很值得后来修志者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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